人口增長是怎樣降下來的

　　前不久聽學術報告，演講者講到有個村一年只有4個小孩出生，有個鎮一年只有60個小孩出生。這雖然發生在人口相對稀少的遼寧，但內心還是深感詫異。印象中，還是兒時一大群孩子在月光下的院場追逐玩耍、在午后的池塘游泳戲水的情景，轉眼間怎么就變成一個村一年只有4個孩子出生，一個鎮一年只有60個孩子出生了。
　　我于是上網查了查我國的人口變化情況。沒有那樣具體的數字，但變化的確是巨大的。
　　不由人不思考：是什么導致了當初人口的快速增長？又是什么致使今天人口增長快速地降下來？今天人口增長快速下降都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效嗎？
　　當年馬爾薩斯悲觀地認為，徐永康玻尿酸,雷射溶脂 美學院自體脂肪移植,徐永康眼袋手術,微晶瓷手術 人口增殖力遠高于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因此人口增長必然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今天世界巨大的人口增長壓力，顯然證明了馬前輩分析的錯誤。馬前輩錯在忽略了技術進步。是的，今天同樣的土地可以生產出數倍于馬前輩時代的糧食來；今天，沒有土地也是可以種出糧食來的。我小的時候，養肥一頭豬尚需一年的時間，但是今天，三個月就可以養肥一頭豬。
　　但馬前輩有一點不會錯，那就是人口快速增長一定是生活資料有了快速的增長。科技進步顯然提供了人口快速增長的可能性。但今天經濟發達的國家，它們的人口增長并不快。相反，倒是那些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才是人滿為患。這又當做何解釋呢？
　　其實人的行為無一例外是受成本收益支配的。我不排除生兒育女可以大享天倫之樂。但俗語講得好，“養兒防老”；為老來生活提供保障無疑是生兒育女的又一重要收益。成本呢，應該是撫養孩子成長、讀書、成人的費用支出和因為照看孩子而放棄的休閑生活吧。我今年39歲，沒有要孩子。我那75歲高齡的老母想得很開：“養兒不易；你不像我，要靠兒子養活，要不要孩子你自己定。”老母可是目不識丁的舊時農村婦女，她是完全沒有學過什么經濟學的。
　　是的，在經濟極度不發達的時代，生活資料匱乏，如馬前輩所說，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人口是不會快速增長的。而且經濟極度不發達，生活資料匱乏，人們的生命預期就低；生命預期低，“養兒防老”的收益就不會高，人們就沒有多生養孩子的激勵。
　　經濟發展了，生活資料積累增多了，人們的生命預期自然也延長了。這一時期應該是人口的快速增長期。但是，這不是說經濟發展，生活資料快速增長，人口就一定會快速增長。理論上，人口會決定在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的地方，而斷不會沒有控制的增長。歷史上，那些父母殺死女嬰的紀錄應該是可信的。
　　事實是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口增長反而可能要下降。經濟進一步發展，這時經濟剩余增多，社會化程度提高，沒有兒，老也可以依；沒有女，老也可以靠。“養兒防老”就變得可有可無。在這個階段，生兒育女的收益是下降了。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休閑娛樂也會多姿多彩起來。在這個階段，因為照看孩子而放棄休閑的代價就會高起來。所以不奇怪，今天發達國家人口增長就緩慢，甚至還有負增長的。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了，大城市里好些青年就不要孩子了。
　　當然，成本收益要能夠有效地約束人口增長是有條件的，當事人必須要承擔和享受自身行為的后果。就是說，成本和收益不能外溢的。什么條件下成本收益就會外溢呢？科斯定理講：產權不被清晰地界定給個人，那么成本收益就要外溢。
　　成本收益外溢，資源配置就會過多或者過少。我門講“公地的悲劇”。公有制經濟下人口快速增長，這也是“公地悲劇”的含義了。是人們過度利用公共生產、生活資料。而過度利用的后果就是人口的過快增長。
　　回想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那時農民分糧一要看工分高低，二要看家庭人口多少。每個人要確保一份基本口糧，除去了上交國家的公糧和基本口糧，余下的糧食才用來計算工分的分值。那時候，上學、就醫基本上不要錢。看病只需交一毛的掛號費，上學只需交2至5元的學費。我讀高中的時候，交20元，學校不但提供我們住宿的房子（被子是要自己帶了），管課本和作業本，還管三頓給我們蒸飯，管我們每個月吃一頓肉。這樣的制度安排，無疑是讓生養孩子的成本外溢了。給定這樣的制度安排，能夠多生，為什么不多生？一定要多生的。中國上世紀中葉的人口增長大概是歷史之最了。這猜測錯不到哪里去吧。
　　這和當今很不相同。我們大家算一算，今天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多少？驚人的數字吧。我的大哥二哥都要了兩個孩子。我問過他們：現在讓你們生，你們還生不？他們齊聲回答：不生了，一個孩子最好。今天，一看孩子是用百元大鈔堆高的，我就不想要孩子了。
　　不要以為，我們中國人天性就愛生孩子。也不要以為，多子多福就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專利。我的看法，我們多子多福的文化倒是一個需要解釋的變量。今天中國人口增長下降，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功不可沒，但市場化改革顯然也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市場以私產為條件。是私有產權使得人們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內部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