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事實再一次證明，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決定了朝野兩黨及國會只有在最后關頭才能就爭執達成協議，而不論所爭執事項對美國利益的影響是小是大。
在奧巴馬宣布兩黨領袖就債務上限達成一致后，一項旨在未來十年削減2.4萬億美元開支的提案有望在本周一和周二國會眾參兩院獲得通過。鑒于該項提案涉及上調債務上限的有效期預計僅為6-12個月，因此，兩黨在蓝鲸隔音窗 高潔高壓清洗機 抗癌 國會所達成的一致顯然只有救急不救窮的意義。
不容樂觀的還不止是新債務上限的有效期。就2023年以前將國債負擔率降至60%的宏圖大志來說，短視與怯懦將令美國削減債務的努力丟失另一個重要籌碼，這就是時間。不夸張地講，鑒于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在下降，而通脹預期在上升，僅僅國債利息一項因素就決定了美國國債負擔率在2015年以前繼續維持上行勢頭。要想在剩下的8年里達成上述債務率目標顯然是極其困難的。
美國實際的公共債務規模遠大于14.29萬億美元，即使不考慮州政府債務和其他常規預算當中的潛在公共支出債務，僅加上房地美和房利美現有債務，實際公共債務規模就接近20萬億美元。
如此說來，美元走勢當中的月K線M頭，必將在未來5-10年釋放它在技術面上的空頭作用。這意味著美元的中期預期是貶值，貶值，再貶值。
另一方面，美聯儲的選擇很有可能將加速美元的貶值。無論美聯儲是否在國會就短暫上調債務上限達成一致后立即推出QE3，都必須在刺激美國經濟增長與降低失業率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糟糕的是，經濟學家并不看好新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執行效果。如果是這樣，美聯儲必將大幅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以至于通脹要在削減債務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借助美元貶值逃廢債務。
對于外匯儲備仍在快速增長的世界頭號債權國來說，上述預期顯然是災難性的。保守估計，未來十年內，中國的外匯儲備貶值損失將超過15萬億人民幣，即每個中國人要分擔1.09萬元人民幣的虧損。
在過去10年外匯儲備激增16.2倍（2000年末為1655.74億美元，2010年末為2.85萬億美元）的基礎上，盡管未來10年的增速將受高基數約束而放緩，但潛在的累計增幅仍可能高達4.6倍，即2020年外匯儲備突破15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2萬億美元。
上述預期的前提是貨幣管理當局不改變持續至今的、以基礎貨幣購入外匯并對外匯占款加以對沖進而管理國內流動性的貨幣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年初提出的“池子論”賦予這一貨幣政策新的內涵。與我早前的看法一致，所謂“央行的池子”就是央行負責，具體說是繼續依靠基礎貨幣將變種的外部熱錢流入囤積在央行負債當中。
所謂變種的熱錢流入，是相對于以往熱錢流入的方式來說的。以往的熱錢流入方式是將外匯調入國內轉換成人民幣，而變種后的熱錢流入是出口商透過人民幣貿易結算將原本流入國內的外匯直接轉換成人民幣，這減少了將外匯調入國內的種種麻煩，其結果必然由于外匯支付減少而大舉擴張外匯儲備規模。
鑒于國際貨幣體系當中的“美元退出，人民幣進入”在美國債務危機和美元貶值的大趨勢下具有必然性，這種由于人民幣國際化導致的新的外匯儲備增長格局同樣具有必然性。不出5年，目前人民幣跨境結算中近九成進口支付選擇人民幣的情況將不斷擴撒至更廣泛的領域，全部進口的人民幣支付比例有可能提升到50%以上。其中包括經由香港的對華出口比例將大幅提升，也包括愿意接受人民幣結算的出口國陣營不斷擴容。
目前香港結存的人民幣與美元等國際貨幣相比，的確是“九牛一毛”。未來的擴張空間還非常大。除香港外，日元疲軟以及受人民幣和日元兩面夾擊的韓元疲軟，令人相信，歷史上一向龐大的亞洲內部貿易決定了未來人民幣在亞洲的地位會不斷鞏固。而在亞洲站住腳之后，人民幣勢必要向包括歐洲、非洲、拉美地區進一步擴張。在英國表示愿意成為人民幣海外交易中心之后，一切皆有可能。
話說回來，總體上看，我國外匯儲備貶值是由外部和內部兩種因素推動的。其中的外部因素是指美元以及歐元等輪番貶值，而內部因素則是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是其國際化的副產品。這幾乎是所有主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規律。人民幣不會是一個例外。
糟糕的是，在不改變以對沖外匯占款持續緊縮貨幣供給的政策前提下，央行負債的規模越大，國內通脹的壓力也越大。道理是央行負債有著儲蓄的本質，而儲蓄的未來消費屬性，決定了央行負債擴張是以儲蓄轉化投資受阻為代價的，投資擴張持續小于儲蓄擴張決定了未來的社會供給不能隨不可控制的儲蓄回流消費相應增長而陷入短缺。如此這般，長期通脹預期當然不容忽視。
國外的美元長期貶值與國內的人民幣升值這兩個因素，顯然會加快人民幣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升值。此前的預期是未來10年人民幣年均升值速度最大為5%，到如今恐怕要上調至6%。這意味著未來10年內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要超過40%。目前的3.2億美元外匯儲備，10年后的貶值損失將在7萬億人民幣以上，加上此后新增外匯儲備的貶值，動態加總計算下，未來10年中國外匯儲備的潛在貶值損失當然要在15萬億人民幣左右。
我很贊賞末日博士魯比尼以風險預期改良宏觀政策的邏輯。在此前與中國國情與發展研究所領導的交談中，我們已經意識到關于中國未來經濟風險的認識不能再關住國門看問題，而打開國門看，全球化決定了最大的風險莫過于外匯儲備貶值損失。這與眼下的地方政府平臺貸款壞賬風險相比，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
那么，美元要貶值，中國怎么辦？這是一個亟待破解的問題。鑒于銀行體系受貸存比壓制的格局將長期存在，進而封堵了不斷擴張的流動性透過貸款注入實體經濟的渠道，寬財政顯然是一個恰當的政策選項。為什么要寬財政？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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