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1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指出，到2009年我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規模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階層規模較大，分別達到了46%和38%，按照報告的說法，北京相當于提前10年達到2020年全國水平，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所謂“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一般指一個國家的中等收入階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達到60%左右，整個社會的收入格局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比較穩定的結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并非一個簡單的學術概念，鼎鐧廢鐵回收 綠蒂雅超耐磨地板 綠鄰系統家具 芙蝶婚禮顧問而是有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的具體結構為實證，在當下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整個社會的結構基本呈現為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貧困人口和富裕人口所占比例都較小的結構。按照學界的研究和各國的實踐，一個社會，一旦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不僅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呈現一個健康的格局，更重要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意味著這個社會形成了一個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穩定的國家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傳承的主體，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與“橄欖型”社會相對應的是“啞鈴型”社會結構，中等收入階層少，富裕人口和貧困人口占多數，這樣的社會，歷史證明不是一個健康穩定和諧的社會結構。就我國的社會結構而言，筆者認為更接近于“葫蘆型”結構，貧困人口多，中等收入階層少，富裕階層初具規模。
特別是，我們看到，在中國，以什么樣的標準來劃分中等收入，從來都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去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其將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劃分為中等收入階層，按照這個標準，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為8.17億，成為亞洲中等收入人群最多的國家。而社科院的報告似乎刻意回避了收入標準的門檻，只是籠統地以家庭恩格爾系數30%到37.3%作為劃分標準，從而認定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人數已經達到2.3億人。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
但很顯然，如果簡單的以恩格爾系數來判斷是否屬于相對富裕，即中等收入階層，事實上可能會掩蓋很多現實的問題。以北京為例，盡管報告認為北京的中等收入階層已經達到了46%，但事實上，考慮到北京的房價、生活出行成本、醫療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個年收入即使達到10萬元的家庭，都很難買得起房，特別是在通脹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縮水最快，壓力最大，根據一些國際機構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面進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其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卻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萬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說只能維持溫飽。而且，由于夾生的城市化，城市貧困人口日益增多，中國城市城市貧困人口比重一直維持在7%以上。
事實上，今年個稅改革，官方的納稅人數就很難佐證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一個什么規模。按照以前2000元的起征點，納稅人數為8400萬人，但當起征點提高至3500元之后，納稅人數只有2400人，盡管用這個數字本身來衡量中產階級的人數在計算上肯定偏少，但社科院的2.3億的數字，明顯高于現實。
不可否認，“橄欖型”社會結構無論對于中國經濟，還是中國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建立，需要大膽推進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會保障機制，需要很多領域更多層面的開放，而不是人為降低標準，制造出一個“數字上”的橄欖型社會。必須承認，由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滯后，以及財富形成過程中的各種不公平現象，中國距離“橄欖型”的社會還需要諸多制度層面的努力，如果再過30年，中國社會初步能夠形成“橄欖型”的結構，那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證明中國不僅沒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意味著真正建立起了和諧社會。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